采访对象：张新立（左），1957年3月生。1983年开办春光电器设备厂。1985年转成国家干部，历任正定县科协干部，电子元件分厂厂长、总厂副厂长等职。陆树棠（右），1948年生。1983年到春光电器设备厂工作。

  张新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正定县广播站工作。那时我是个科技爱好者，平时喜欢钻研一些无线电技术，搞一些技术革新和改造。习书记在正定时，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人们思想更活跃了，县里也更支持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了。我因为在广播站一直转不成正式职工，干得也不是很顺心，后来就干脆出来，于1983年开办了春光电器厂。这个厂生产一些电器元件，同时也由我主导研制一种新型舞台灯光设备。这套设备在当时国内舞台灯光领域属于比较领先的产品，能够准确的通过舞台音乐的变化自动识别音调，给舞台投放各种灯光色彩，渲染舞台氛围的效果很好。

  1984年，我把这种设备研制成功了，在省科委立了项。当时，习书记主政下的正定县，很看重人才，重视科技成果，重视新产品研发，他本人对这样的领域发生的事情很敏感。有位同志就把我们厂的事汇报给习书记，他马上就到我们厂来视察，并且认认真真看了我们这套设备的演示效果。看过之后，他特别高兴，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要说明支持。从那次以后，习书记多次来我们厂视察，让我们解决问题。

  习书记这几次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很低调，很接地气。我们看他穿的衣服，看他讲话时亲切随和的态度，觉得他就和我们老百姓一样。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北京来的，而且在大机关里工作过，谁也不会想到这些。

  后来，真正把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还真是多亏了习书记亲自从我们找人，为产品打开了销路。

  张新立：习书记帮我给北京的文艺家活动中心一位同志打了电话，并且跟他打好了招呼，让他接待我。之后，他就安排我去北京。临行前，习书记嘱咐我说：“新立，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这次去北京找的那个人，他跟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关键是，他和一些单位的舞台灯光设计人员很熟悉。通过他，可以把你们厂的产品推出去。”

  我到北京以后，很顺利地联系上了那位同志。他在文艺家活动中心组织了一个“彩色灯光声控器研讨会”。当时，他把很多单位的灯光舞美师都请去了，我就在这个研讨会上给这些单位演示我们的产品，效果很好。而且，那一年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建国35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我们这个灯光设备对增强演出效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参加研讨会的单位，很多都订了我们这个产品。

  那一年，在建国35周年大庆的很多舞台上，我们的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人们议论说：“正定县的几个农民，在舞台灯光控制方面搞出了这么重大的发明，在国内首家推出这样的设备，真是了不起啊。”后来，为了鼓励我，习书记还亲自给我颁发了一个自学成才奖。

  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怀疑和不理解。比如有两个北京的单位了解这一个产品以后，打算采购，拿了产品说明书之后，就派人到我们厂来调研，他们看了我们简陋的厂房，觉得我们这种条件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然后，他们又到深圳、上海转了一大圈，哪里都没有和我们类似的产品，后来还是回到正定，在我们厂采购。厂房看着简陋，但我们确实是国内第一个研制和生产声控灯光技术的厂家，从产品的电路、结构、外形到说明书全部出自我们自己的手。

  当时我们的硬件、营销等方面根本没有实力，就是有这么一个产品。说实话，也多亏了习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帮助我们，我们的产品才能推向社会、发挥作用，工厂也得到了发展。

  采访组：请问您是哪一年转为干部的？后来在岗位上又和习同志有什么交集？

  张新立：1985年，我因为办厂的一些贡献和取得的一些成绩，转成了国家干部，到正定县科协工作。同时，我和陆树棠还一起办了一个业务员培训班。办这个培训班的初衷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干部和群众对商品经济的知识还比较贫乏，培训班主要是帮助大家学习一些常识。后来，我们把培训课程汇编成了一套工具书，不是长篇大论地讲理论，而是搞成了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业务员培训手册。

  为了增加教材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就和习书记说：“能不能请于光远先生写个序？”习书记说：“你们先给于光远的秘书打个电话，把书稿提供给他们。”我们没有联系上于光远先生。后来，习书记又想办法再次帮助我们联系。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写序的事情没有办成。

  张新立：是的。1985年，习书记调到福建厦门工作。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到县委去，一敲他办公室的门，张银耀把门打开了一个小缝，对我说：“习书记正在吃饭，等一会儿吧。”我刚要离开，正在吃饭的习书记一抬头，从门缝里看到了我，就说：“新立，进来，进来！”

  我进了屋，习书记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天，说了一会儿话。几分钟以后，习书记吃完饭了，县里领导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也都来送他了。大家帮他把装书的箱子搬上车，跟他告别。

  1987年，我去厦门找过他一次。头两天，习书记去调研，我就在住处等他，到了第三天，习书记回来了，抽出时间来见我。我跟他汇报了一下这两年工作的情况，又和他拉了拉家常。之后，我又在厦门待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习书记自己出钱给我买了机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非常兴奋。我还清楚记得，那张机票是210块钱。

  习书记后来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我后来调到电子元件厂工作，李亚平是厂长，我是副厂长。那期间，李亚平到福州去看望习书记。习书记跟李亚平说：“你捎个信给张新立，请于光远先生给他编的书写序的那件事，后来一直也没办好，我感到很抱歉。”

  听到李亚平带来的这句话，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习书记不提，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这本就是一件小事，只能是随缘，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也很正常。但习书记把对我这个民间朋友的承诺看得如此之重，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一直记在心里，念念不忘。这是让我最感动的。

  1985年春节，习书记带着李亚平到东权城村来看望我和陆树棠。习书记到我们家里来，一方面是表示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和重视，给我们指示工作，一方面也是跟我们交朋友。习书记鼓励我们，工作上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希望我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那次，我跟习书记谈心，也谈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在正定县广播系统干了几年，因为我是农业户口，身份一直转不过来，只能当合同工，也就是临时工。干活时在最前面，干得最多，最努力，但待遇跟正式工差很多。每逢年节，正式工都给发2斤红糖，我就没有，心里很不舒服。什么时候能转成国家正式职工，我咋也看不到头。

  这些不公平待遇，都是因为我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这个鸿沟在那个年代非常大。作为农民，更别提招干的事，一听是农民身份，就一票否决。后来，我办了春光电器设备厂，就不再吃这碗饭了。

  讲到这里，我有点激动，就跟习书记说：“习书记！将来，如果有一天能把户口这个界限给去掉就好了！”

  30多年过去了，那天年轻的习书记朝我微笑和点头的情景，至今仍然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那是表示赞同我的想法，重视我们农民的呼声。

  2013年，习书记当了国家主席。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个《意见》的发布，宣告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我虽然早已不是农业户口，并且转成了国家干部，但看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陆树棠：习书记刚来正定县时，任县委副书记，我当时是东权城公社的文化站站长、电影放映员。习书记来我们公社检查工作，来前没通知，是直接来的。他到公社的时候，公社的干部正好下乡去了。习书记和身边工作人员、司机还有几位公社的同志，几个人就站在院里的大养鱼池边聊天。

  我就解释说：“水太清了，缺乏养分也不好，不是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嘛——水至清则无鱼。”

  这就是我和习书记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就觉得，习书记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人。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写诗歌、杂文之类，所以对有文化的人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敬重。后来我才知道，对上这句格言对习书记来说不算什么，他的文化比我可要高得多了。

  陆树棠：我担任春光电器厂副厂长期间，记得一次有机会听习书记谈到俄国文学。谈到俄国文学，大家自然就会提到托尔斯泰。

  听他这么一问，我愣了一下，心里想，习书记这么有学问，难道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大名？

  习书记接着说：“俄国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我读过。还有一个是阿·托尔斯泰，他是剧作家和诗人。”

  和习书记的交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浅薄，这些我都没听说过，习书记都已经读过了，最后弄得我有点不敢说话了。“知耻而后勇”，受习书记的影响，我认真读了诸子百家、史学、哲学、经济学著作和一些外国文学。

  采访组：1983年，您到春光电器设备厂工作，从那以后习同志也几次来厂里调研，您有没有见过他？

  陆树棠：见过。习书记到我们厂来视察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和我们一起吃厂里食堂的馒头、家常饭，吃完还交了饭费。

  不久之后，习书记帮我们厂把产品推广到北京的很多文艺团体。他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个厂子、这样的产品以后是个什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再好的发明，如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采购，也是白费。

  习书记这个人很有“长性”，他不像有些领导，到厂子转一圈，听听汇报，就完成任务了。习书记不仅来我们厂里几次，让我们，指导我们，而且一直关注和关心着我们厂子的发展。这样的领导，这样认真做工作，我们群众对他就是一个字——服！